明军为何兵败萨尔浒？

善料敌者

(资料图)

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越是弱小的动物，对于灭顶之灾的预感就越是敏锐，比自然界斗争更为残酷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碧蹄馆之战后均感到无力再战的明日双方议和，惊魂未定的李朝君臣终于回到残破的朝鲜旧都，却又陷入了新的北方危机之中：

7月，朝鲜备边司咨文报：

老乙可赤（努尔哈赤）有名与建州鞑子之中，浸浸有强大之势，今已十余年矣.....待此胡难可以北道藩胡视之矣。

8月，朝鲜君臣朝堂议论曰：

且老乙可赤事亦大可忧。古之善料敌者预图于未形前，况此兆朕已萌，爻象已动。若俟河冰合，虏骑充斥，是我腹背受敌，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

此时正处于明日第一次议和期间，明朝尚在朝鲜半岛和辽东驻有重兵，并且正在调集天下精兵汇集西南，准备平定博州之乱，国力和军事势力似乎都在巅峰，对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拥有控制力和影响力。

就在朝鲜君臣作出"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这等"大逆不道"言论的前一年（1594年），让朝鲜君臣忧心忡忡的老乙可赤（努尔哈赤）还忠心耿耿地向万历皇帝上书"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寇，报效皇朝"。虽努尔哈赤渡江抗倭一事因朝鲜君臣强烈反对而作罢，大明朝廷还是嘉许努尔哈赤"忠顺"。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抗倭战争而疲于"辩污"（明朝内部一直有一股猜疑朝鲜和日本联合侵犯明朝的声音）的朝鲜君臣，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战略判断送入万历皇帝的耳中。

此时距离萨尔浒天崩地裂的那一场大战，尚有23年，距离真正的天（朝）亡之秋，尚有48年。常年被敌人追成东北亚流浪者的李朝君臣，不愧是"善料敌者"，但是故事真正的主角，还对这场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孤家寡人

明开国时，朱元璋废除了宰相辅政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权臣危机的隐患，之后的明朝皇帝面对中枢机构行政能力日益低下的痼疾，不得不衍生出许多新的辅政机构来，当一套机构被证明低效或无用之后，就立即用一套新的机构取代它。在内阁制度完善之前，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成熟的内阁制度下，"票拟"决定了整个内阁中有一个最终决策者，"首辅"制度应运而生，首辅成了实际上的丞相，一旦首辅强势，又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这套看似巧妙的制度走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留下的却是一个庞大到前所未有的官僚集团。

那些侥幸在明初兔死狗烹式的政治构陷中活下来的功臣之后，在百年的皇权高压和文官监视下，早已将家族传承的政治才干和武德自我阉割。除云南沐家等少数天高皇帝远的幸存者尚能维系自身之外，其余均成了帝国豢养的家禽，温驯却不可信赖和依靠。

皇帝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男性亲属都养成了尊贵的"朱"，亲情在皇帝的家庭中扭曲变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一出生就注定了，封地就是他们无所事事和醉生梦死的"猪圈"，既是他们的皇宫，也是他们的监狱，他们出生在那里，也死在那里，终其一生也无法离开那里。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即使这种特权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皇帝也毫不在意，他们只需要履行唯一的义务，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皇族身份给皇帝添麻烦。

在日益膨胀的文官集团面前，既没有勋贵集团支持，也没有亲人可以依靠的明朝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得不继续走入历史的怪圈，借助宦官集团来平衡政治格局，然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正如利玛窦所见的那样：

"几乎全国的行政事物都操纵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从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任何重要的指示，更无法执行。"

明朝太监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因为幼年时的残害身体和心理均属残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家乡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皇帝相信这些人和文官集团天然无法相容，事实证明这种判断基本是对的，即使在"阉党"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们也没能形成一个结构稳固的政治集团，以至于皇帝认为这股势力威胁到自身权力的时候，只要消灭为首的太监，就能轻而易举的清除整个集团。

皇帝倚重宦官的另外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是，因为太监没有受过教育，不受道德束缚，也没有后代不怕祸及子孙，因此行事没有底线，在打击文官集团时手段狠毒，为文官所忌惮。由太监执掌的特务机构，在事实上营造了一种针对文官集团的恐怖，皇帝乐见掣肘的文官在这种恐怖之下瑟瑟发抖，当他认为太监的行为过了火，或是这种恐怖已经足够的时候，又轻而易举地除掉太监代表性人物，让文官集团对明君的天威感激涕零。

这套权力平衡的把戏固然高明，但是当皇帝委派这类智力低下又缺乏教育的阉人参与军政大事时，往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既不能理解政策施行的后果，也不能理解军事部署的意图，只会一味的运用手中的权力催促和逼迫文武官员，机械地遵循皇帝和上级太监的旨意办事。在皇帝看来，这种绕过文官制度冗长流程的行政手段更能快速贯彻皇帝本人的意志，然而有明一代，因为这种恶习造成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灾难数不胜数。

当头脑清醒的皇帝下定决心拔除了太监势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又回到孤身一人面对文官集团的悲惨境地，在明朝最后的时间里，皇帝在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孤家寡人。

后世评论满清在晚期仍能渡过多重危机，甚至在太平天国占据南部一半以上的国土，北方受到英法联军威胁时仍能维系自身统治的时候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满清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治理天下，然而其统治的暴力背书是由八旗军事集团提供的，这个集团的最核心是爱新觉罗皇族和与其联姻的蒙古王公，外围是满洲八旗，再外围是蒙古八旗，最外层是汉军八旗。

所以无论是郑成功兵临南京城下，吴三桂饮马长江，还是洪秀全定都天京，满清总能翻盘，只有整个满蒙军事集团彻底崩溃，后继无人，满清皇帝才会走到绝境，正如1912年抱头痛哭的孤儿寡母。明朝皇帝只能依靠洪承畴和吴三桂，却注定不能拥有僧格林沁和恭亲王奕?。

文治天下

9.（日）松甫章：《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M]，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

10.（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11.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G]，《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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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皇帝所倚重的残疾人太监，利玛窦神父在长期伪装儒生的过程中，也对太监的对手--官僚，以及预备官僚--儒生，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观察：

"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人（儒生），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时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都是温柔的女子。"

随着官僚制度一同到达巅峰的，还有官僚的选拔制度-科举，空前繁荣的科举制度在表面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系列恶果。

首先，以科举为终极目标的读书并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做官，因此那些天生注定不能做官的人--几乎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最底层的赤贫农民、罪犯的后代，就自动断绝了受教育的途径。

当做官代替受教育成为了读书的终极目的，读书人熟记于心的那些儒家先贤关于自身修养和行为操守的道德哲学，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仅存于纸面和口头的理论。读书人自身奉行的道德行为准则表面上处处遵循圣贤的教诲，实际上却相去甚远，驯服和笼络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无论是什么被他们痛恨和诅咒的"蛮夷"，以何等暴力血腥的方式劫夺天下，只要开科取士，就能立即获得他们的拥戴和认同。1645年，南明尚有半壁江山之时，满清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第一次开科取士，他们对"读书人"的本质认识的可谓清晰明了：

"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日本儒学家、"武士道"理论的奠基人山鹿素行就鄙夷地评价明清儒生"胸中并无大义，唯有做官的贪念，口中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重复圣贤的话，全都是为自己的贪生怕死开脱"。

极为讽刺的是，在满清开科取士之时，那些对"建奴"深恶痛绝、唯恐避之不及的读书人，除少数有节操者外，纷纷从深山和地窖里走了出来，欣欣然参加了科举。他们仇恨满清并不是因为他们蹂躏国土、屠戮人民，而是因为满清入关带来的混乱断绝了他们做官的通途，而他们为满清效力，也是基于一模一样的原因。

其次，以做官为目的的读书自动屏蔽与做官无关的知识和技能，所有读书人的知识结构都完全一样，千篇一律的圣贤篇章把他们培养成了千人一面的帝国官僚，黄宗羲就尖锐地指出"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人才队伍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根本无从谈起，当他们走上形形色色的工作岗位时，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往往被复杂的政务和民情搞得焦头烂额。

将他们选拔出来的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利玛窦评价道：

"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崇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帝国体制内充斥着这类身居高位的废人，以至于各级官僚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援助，其结果就是自宋以来科举日益昌盛，产出的预备官僚越来越多，体制外的临时工"吏"的数量和权力反而越来越大。没有熟悉具体业务的吏的指点，很多官员根本无法进行行政工作，某些资质和能力过于平庸的官员甚至将核心业务外包，让吏掌握了地方官的行政权力，自己蜕化为吏的掌印官，只管盖戳。

吏往往也是读书人，但通常是科举的失败者，因此当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几乎必然的走上贪赃枉法之路并以此为生，因为其临时工的性质，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将他们开除了事，他们随之就变成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三，文官集团虽大却不能无限膨胀，而天下读书人做官的野望却无尽无穷。因此，一方面朝廷难以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自身需要的优秀人才，任由恶吏摆布昏官。另外一方面，许多有能力的读书人却始终不能通过科举进入体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科举失败，他们内心里的怨恨日益滋长，在体制稳固时，他们只能压抑这种怨恨，从事教书先生或小吏一类毫无前途的职业，一旦体制的强势挑战者出现，但他们就化身宁完我和范文程，借助外敌的力量，对体制进行致命的反噬。

其四，皇权系于一人，宦官是皇帝的鹰犬和夜壶，文官不能直接抗衡皇权，往往选择宦官作为对手，为了进行这种政治斗争，散沙化的文官个体通过同乡之谊和师生关系结成利益集团，在这个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文官集团，他们平时互相争斗不休，以党争的方式加剧内耗，又以科举出身互相辨识抱团，共同排斥体制内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武官首当其冲。

在文官集团的刻意打压、排斥之下，有明一代，武官地位江河日下，像戚继光这样的杰出军事将领，尚且要靠行贿委身于文官的庇护之下，到了利玛窦的时代，他已经看见"（军人）无论是官是兵，也无论官阶大小，都像小学生一样受到文官鞭打"，毫无军人的尊严。讽刺的是，皇帝不认可权力应该关进笼子，但深信暴力必须关进笼子，"以文驭武"是他乐意见到的，因此在军事形势不那么严峻的帝国腹地，他本人默许甚至纵容文官集团对武人的打压。

利玛窦目睹大明军人的尊严被文官剥夺殆尽的时间，距离萨尔浒天崩地裂的那一刻，已经时日无多。

赳赳武夫

随着军人的地位和尊严一起江河日下的，还有武官的军事才能和文化水平，元朝灭亡之后，明与以北元为首的蒙古残余势力相爱相杀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多数时候蒙古入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要入主中原，也不是要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而是迫使明朝解除贸易封锁，或是单纯的劫掠物资，因此除中前期的少数几次大规模正面冲突外，双方在整个北方边境进行的都是一系列规模不大而绵密的伏击战、破袭战和骚扰-反骚扰作战。

在这种"敌来我守、敌退我追、关门打狗"的小规模防御作战中，那种指挥千军万马两军对阵的能力变成了可有可无，反之，个人勇武和指挥小规模灵活精锐部队长距离奔袭作战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随着卫所兵制度的彻底腐烂，豢养精锐家丁在明中期之后成为风潮，这种主奴模式的军队作战时，家奴只跟随主人的行为，听从主人命令行事，也只为了保护主人拼死作战，主人往往需要亲率军队直接进行奔袭和捣巢作战，将领个人的勇猛和武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主帅一旦阵亡，军队顷刻间就会覆灭。

在萨尔浒战役中，刘铤和杜松的战死最具有代表性。刘铤在阿布达理冈遭到大贝勒、四贝勒伏击时，应该敏锐地判断出有人出卖了他（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然而刘铤不以为意，反而以一敌二，从已时打到酉时，甚至亲自纵马追逐四贝勒，结果中伏后左臂先中一箭，一边拔箭犹自挥刀猛战，面部又中一箭，才在精疲力竭后阵亡，其义子（家丁）背着刘铤的尸体死战，被四贝勒乘机当胸一箭杀死。杜松战死的过程也与刘铤相仿。

刘铤、杜松战死的过程不可不谓之壮烈，然而不过是明朝整体军事能力退化的一个缩影，二人殉国二十年前，辽东总兵李如松就在一次轻率的捣巢作战中，阵亡在离萨尔浒不远的地方。

从李如松到刘铤、杜松，这些高级将领不得不亲自作战，最终丧命于自己的鲁莽和好勇斗狠的现象里，不难看出明朝将领军事素质的退化过程，他们作为高级将领却只具备了低级军官的素质和能力（勇猛顽强），因此他们也以低级军官的方式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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