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离开北上广的人，又回来了

再次“逃”回北京，李希含不止一次回想起2018年至2019年的时光，那不仅是她毕业后第一次离家求职，也是她职场生涯中最鲜活的一段时光。那时，她每周或和同事相约聚餐，或到北京市区周边的景区内散步，行程最繁忙的时候，她曾在10月连续三周爬了三次香山。

李希含的快乐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在因公司业务调整被迫离职后，还和原单位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起在微信群内吐槽原公司的规章制度、老板和同事，也共同分享在新公司的就职感受。偶尔，他们会共同怀念共事时的时光。

(资料图片)

“那时没有人会想着离开。”李希含笑着说，“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毕业后成为北漂是顺其自然的事，此后我两次离开北京，又两次返回北京。每一次，这座城市都让人觉得更陌生，也更遥远。但同时，再次北漂也让人目标更明确。”

和李希含类似的人并非少数，逃离之后重返同一座城市的他们被称为“回笼漂”。在“回笼”过程中，有些人变得目标更加明确，有些人在等待更明朗的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李希含对都市白领的了解多来自影视剧，屏幕中，他们总是穿着得体的西服或裙装，自信地出入各个高档写字楼或商场；男士的头发总是被打理得纹丝不乱，女士总是穿着细高跟、化着精致的妆容。

受此影响，李希含曾长期坚持早起一个小时，只为有充足的时间化妆上班。但慢慢地，她意识到影视作品对职场生活的夸大，比如北京的多数白领选择穿休闲服，大家的头发也是简单的短发或中长直发，影视剧中的波浪卷并不常见。

一些被真实反映在影视剧中的细节是，“北漂”需要足够的勇气，也必须长期坚持。李希含毕业于2018年，彼时她在一家传媒公司做编导，因为毕业延期，尚无学士学位证书，她的月薪低于周遭同期入行的应届毕业生，薪资不足4000元。

这份薪水虽不能让李希含无节制地消费，但亦能满足她日常生活所需，而她的薪水也在工作一年后，成功涨到了5000元。这一年，原来本着经济实惠原则消费的李希含，开始以个人喜好为标准，将一些原本不敢购买的口红、衣服填满柜子。春节回到四川老家，和母亲一起逛超市买东西时，母亲曾这样形容李希含：“你参加工作后花钱越来越没有度了。”

李希含并不认为自己是花钱毫无节制的人，只不过与北京相比，老家的物价委实低得可怜，100元在北京可能只够一顿饭钱，但在老家却可以为老人购买一套夏服，能买好多瓜果蔬菜。

看上去格外“阔绰”的日子持续到了2020年下半年，当时李希含所在公司业务调整，大半人员要被迫迁到外地工作。因为不愿离开北京，李希含和关系好的几个同事一起办理了离职，在尝试找工作无果后，她于当年返回了四川老家。

与李希含裸辞返回老家的选择不同，西班牙留学生Kiyo在上海工作期间，通过降薪转岗的方式，获得了回老家济南工作六个月的机会。

转岗前，领导要求Kiyo每两周返回上海报到一次，而这也给了她更多观察两座城市的机会。在济南，Kiyo就职的办公大楼远离市中心，人们对于穿搭并不过分关注，即使身穿法兰绒睡裤上班，Kiyo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而在上海，她会被周围环境推着购买大量的戒指、耳环、珍珠等饰品。有时候，Kiyo会在穿梭于两座城市时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从济南返回上海时，她会觉得自己的穿搭远不如办公楼前的保安精致；而从上海回到济南，她又会特意穿搭素净的服饰，以免成为同事议论的焦点。

Kiyo是身边朋友中唯一一个放弃了大城市高薪工作、宁愿降薪也要回到家乡的人，不少朋友听了她的决定后，大为震惊，有些则直言不讳地说她“疯了”。面对诸如此类的言论，Kiyo不愿辩驳，在她看来，人生该明朗之时，自会明朗。

与在上海时的生活相比，住在济南无疑是惬意的，Kiyo可以时时陪伴在父母身边，也不必承担租金压力，下班回家能吃到热乎的饭菜，周末还能享受到父母的加餐。为六个月后能延续这种幸福，Kiyo在济南工作期间，还曾试图另寻就职机会。在西班牙读书、在西班牙企业工作的经历让她将就业目标首先放在了外企上，但所有求职信息最终都石沉大海，还有部分求职信息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Kiyo终于被迫承认，济南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如上海，如果选择继续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继续在行业深耕，她只能选择返沪工作。

回到四川后，李希含经过多次面试，终于以编导身份顺利入职了一家企业，但她在入职后却发现同事之间内斗厉害，沟通不畅。

当时，李希含的工作职责是写短视频剧本、约演员拍摄、同后期人员沟通剪辑思路，再配合宣传部门的同事进行推广等，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在北京，拍摄一条剧情向的短视频需要两天，有时甚至只需要一天，但在老家，拍摄一条短视频却需要近一周。如此大的时间差不是因为内容变得更精致了，而是因为人员经常跟不上，有些演员的排期要排到一周后，已经拍好的视频经常会在剪辑阶段被搁置。

缓慢的工作节奏让李希含倍觉抓狂，也让她的包容度不断下降，她曾因后期同事无法快速出片而和对方大吵了一架。

工作不顺之外，每天萦绕在耳边的家长里短也让李希含感觉很焦虑。从北京离职回到老家后，她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那一个，有人怪她不能吃苦逃回老家，有人怪她离职失去了晋升的绝佳机会，还有人怪她当初没有考公，而是成为了工薪阶层中的一员。

在这样压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下，李希含选择在春节过后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广州人瑜仔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她在香港结束研究生生涯后，在那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签证问题返回家乡广州。阔别三年返回故乡，瑜仔记忆中的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被称为“妖都”的城市变得繁华、拥挤，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会聚于此，大街小巷中随处可以听到带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话。

瑜仔自小生活在粤语环境中，她的父母以及周边亲朋都是流利的粤语使用者，及至赴港读研，粤语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教学用语也变成了粤语。在如此强大的语言环境下，瑜仔的普通话委实算不得标准，以至于她在返回广州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适应一些非粤语的交流环境。不仅如此，当她试图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同事交流时，她那一口带着明显“港味”的普通话也不时会招来有些人的调侃，因为无法迅速理解某些普通话发音，她做的会议记录也经常漏洞百出。

职场生涯最艰难的时候，瑜仔感觉，身边同事无一人与她交流，她在午休等空闲时间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守在工位上。有时，即使她已经告知了领导工作中遇到困难，领导仍会将一些棘手的事情交付于她，如果瑜仔未能快速解决问题，对方便会以她能力欠佳为由，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将她痛骂一番。

在高压下，瑜仔开始整宿睡不着觉，头发大把脱落，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几乎成了日常。她的父母似乎并未察觉到这些变化，在他们看来，瑜仔的工作已经优于多数人，只要善于自我调节，职场上的矛盾尽可消除。

坚持一年多后，数次打击瑜仔的领导约谈了她，要求她要么接受降薪调岗的安排，要么收拾东西主动请辞。尚无去路的瑜仔选择了前者，她的工资缩减了10%，但工作量却只增不减，长期压抑在心底的委屈、失落等情绪瞬间迸发。她找到在香港工作时认识的心理督导师，按照对方给出的建议进行了心理健康评估，最后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那时，她对家人的态度每况愈下，与父母沟通时，总是说不上两句话就以大声嘶吼和埋怨收尾。

调岗两个月后，瑜仔主动请辞，离开了那家公司，此后她又在多家企业就职，但返回香港的心却从未消减。时隔近十年后，瑜仔也终于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了从广州返回香港的机会。

再次踏上曾经求学的这片土地，瑜仔几乎因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落泪。她的工作签证仍无法办理，但全粤语的交流环境疏解了她人生的大部分焦虑。她将住处的花园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每天坐在花园内画卡通画，这是她最喜欢的缓解情绪的方式。

最开始，瑜仔为别人免费邮寄画有卡通画的明信片，渐渐地，她的画作吸引了不少粉丝，不少人开始付费购买明信片。这一肯定行为使瑜仔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她发觉自己不再是硕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而是一朵花，她能在小小的花园里开出自己的颜色，也能拥有自己的芬芳。

李希含返回北京后，成为了一家教育机构的文案策划专员，后因行业调整离职，并再次返回四川。她在四川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但成绩不理想，也曾试过再找工作，可想到之前在家被频繁催婚、被人议论的场景，又再次返回了北京。

第三次在北京求职、生活，李希含已能客观感知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疫情三年后，年轻人不断涌入北京，自己原本每周能收到四次面试机会，如今缩减至两次，有时甚至一次面试都没有；虽然熟悉的环境缓解了小城市适龄未婚女性的焦虑，但“北漂”的事实又加剧了不安感。李希含明白，难以得到的户口、高昂的房价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会让她有朝一日选择回到老家。她已思索出——至少对自己而言——在北京求职的意义：努力工作，用工作所得在家乡所在的小县城或省会购买一套房产，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自己的小窝，偶尔回家找父母团圆。

返回上海后，Kiyo找到之前的房东，很快入住了心仪的房子。即使仍是在没有亲人和房子的城市生活，Kiyo也变得自洽了许多。她经常会想起在济南工作期间，自己断断续续阅读的与哲学、逻辑有关的书，这些书告诉她，人无须将注意力放在夸张奢靡之事上，中庸乃是为人处事的上佳之道。

2023 年 5 月 25 日，北京。一对情侣躺在商场外的空地上放空。( 图 / 视觉中国）

曾经漫步的街道、买过瓜果的摊位、用过餐的餐厅等熟悉的街景风貌消除了Kiyo的大部分漂泊感，她越来越觉得，家乡是一种很宽泛的存在，它与房子、户籍等无关，只与人的归属感紧密相连。“当人们在某座城市长期生活并产生依赖感后，这座城市即可被视为家乡。”采访最后，Kiy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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