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宜兴的沈杰、刘曦夫妇，2013年不幸死于一场车祸。车祸发生时，甜甜还是一枚体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等待着再也做不了的胚胎移植手术。为了让这枚胚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前揭黑记者黄玉浩所做的最大的合法代孕平台环球代孕公司的帮助下，4位失独老人终于在代孕合法化的老挝，找到了医院和代孕妈妈。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了这个世界。虽然孩子的亲子关系和国籍等问题仍需解决，但这起曾被热议的南京鼓楼医院胚胎之争案，就像孩子的小名，总算有了一个苦尽甘来的开始。可惜，环球代孕这种公司太少，能承担巨额国外代孕费用的家庭同样少。更多代孕需求，要么根本无法得到满足，要么只能走地下黑色产业链。因为原卫生部有明文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很多人也许对代孕有误解，认为那是富人的需求，富太太不想自己生，所以才找人代孕。其实，对真正的富人来说，国内禁止代孕，去境外找代孕就是了。
真正大量存在的代孕需求，不是不愿生，而是不能生。比如失独家庭，比如不孕不育，比如年龄太大，比如疾病原因。
汶川地震后，很多失去孩子的妈妈也想再生一个，但是年纪太大生不了。还有很多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因为生病不得不切除子宫，一辈子当不了妈妈。
“生不出二孩真烦恼：45岁以后近90%女性无生育能力”，这是《人民日报》去年一篇报道的标题。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
代孕需求数量庞大，因为缺少正规渠道去寻求帮助，不得不转向代孕黑市，导致市场乱象重重，风险环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作为新兴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但伦理不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代孕的背后，既是生育需求，也是生育权利。因此，早有人大代表建议，应该改“禁止代孕”为“规范代孕”。
反对代孕合法化的人，或许有一种心理，就是觉得禁止代孕不关我事，禁止代孕对我没有任何痛感，因为我用不着这项辅助生育技术。
站在“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的立场，去反对代孕合法化，却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渴望与自由，这是不对的，甚至是残忍的。
讨论该不该禁止代孕，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其一，禁止有没有用?答案是没用。地上不能有，地下就会有;境内虽没有，境外却可以有。
其二，放开代孕会否导致疯狂后果?需要明白的是，合法化其实是有规范有约束的，非法才是没有底线的。环球代孕公司们更多了，地下代孕黑中介才会更少。
代孕本身只是一项辅助生育技术，背后真正的关切，是每一个公民的公平生育权。代孕合法化肯定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它本身并不会伤害任何人。
当然，代孕毕竟涉及伦理问题，肯定会有人不能接受。问题是，自己不做，与允许别人做，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自己不能接受，就禁止有迫切需求的别人去做。
在国外，比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代孕已经合法化了。《人民日报》去年也公开讨论了代孕合法化话题，在不远的未来，放开应是大势所趋。只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代孕合法化，是时候放开了。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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